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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靠码头后,小黎黎叫了辆黄包车走,却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水西门高级小学,找到校长。
校长姓程,曾经是N大学附中的学生,小黎黎在N大学读书期间,包括后来留校教学的头些年,经常去附中讲课,程因为生性活泼,有地下班长之称,给小黎黎留下不浅的印象。
中学毕业后,程的成绩本是可以升入大学部的,但他迷上了北伐军的制服和装备,扛着一杆枪来跟小黎黎作别。
第二年的隆冬时节,程还是穿着一样的北伐军制服来见小黎黎,却已经没了枪,仔细看不单是枪没了,连扛枪的手都没了,袖管里空空的,像只死猫一样,瘪瘪地倒挂着,看起来有点怪怪的可怕。
小黎黎别扭地握着他仅有的一只手——左手,感觉到还是完整有力的,问他能不能写字,回答是会的。
就这样,小黎黎把他介绍到刚落成的水西门高级小学吃了碗教书匠的饭,从而使后者日渐困难的生活转危为安。
因为只有一只手,程在当老师期间就被人叫做一把手,如今当了校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
就在几个月前,小黎黎还和老夫人曾到这里来避过战乱,住在一间以前是木工房的工棚里。
这天,小黎黎见到一把手,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我住过的那间木工房还空着吗?”
“还是空着的,”
一把手说,“只放了些篮球和皮球在那。”
小黎黎说:“那好,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住吧。”
手指着大头虫。
一把手问:“他是谁?”
小黎黎说:“金珍,你的新学生。”
从这天起,大头虫就再也没人喊他大头虫的,喊的都是金珍。
金珍!
金珍!
金珍是大头虫在省城和以后一系列开始的开始,也是他在铜镇的结束和纪念。
随后几年的情况,小黎黎的长女容因易提供的说法是最具权威的。
·7·
第二篇 承
五
在N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
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
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
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
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
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
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
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
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10年前,我去N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
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
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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