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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能按规矩赶车，也能不按规矩赶车，但按照规矩驾车符合国家制度的大局利益，所以王良守规矩而不计小利，是值得提倡的。
曾国藩的规矩就是要将士兵训练成合格的王良，驾驭着湘军这驾马车，沿着他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这才是曾国藩定规矩的目的所在，也是曾国藩治军的高明所在。
做好领导第二件事：忍与挺
做领导要能忍能挺，方显领导本色。
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气短、不要沽名钓誉，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
因此，做领导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称楷模。
忍挺兼顾方显英雄本色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
或一味地“挺”
，都不够全面，只有做到忍与挺兼顾，方可称得英雄之举。
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
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
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
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
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
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
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
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
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
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
。
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
，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
？“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
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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