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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里奇说话时的口气和《连线》的千禧年热情非常吻合。
反国家主义者的论调在80年代尤为激烈，当时罗纳德·里根不得不用大量平易近人的爱国主义来应付这些人。
而现在，反国家主义在新共和党中压倒一切，成了大多数人的信条。
在谈论自己的思想来源时，金里奇往往会提到他的朋友阿尔温·托夫勒和海蒂·托夫勒。
托夫勒夫妇的理论是，历史上有三种力量使人类社会发生形态转换，它们分别是农业、资本主义和现在的控制论。
金里奇相信，在这个控制论革命的时代，政府权力应该被削减到最低程度。
路易斯并不忠于某个党派，因为他反对根据原则来投票的做法。
他从不要求杂志呈现出某种统一的立场，因为这反倒是孱弱的表现。
为《连线》撰稿的许多作者都有自由主义倾向，他们有无数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过，《连线》拒绝在涉及资本家野心的报道中插入平衡性言论，在它选择采访对象或为人物报道确定主题时，在它对技术问题发表意见时，这本杂志一直鼓吹不受妨碍的竞争和自由意志论意义上的完全自由。
让路易斯感到自豪的是，《连线》具有一种世界眼光，它从不拘泥于琐碎细节。
他从不畏惧任何情绪高涨的辩论——这恰好是他的业余爱好，越激烈越好。
对涉及意识形态的攻击，他从不挂免战牌。
随着《连线》声名渐涨，关于它的意义和可信度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早在《连线》第二期，路易斯就首次刊登了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
张扬是他的典型性格，所以他选择的那封信把《连线》描绘成一个完全丧失道德感的时尚潮流传播者。
信的作者是加里·查普曼（Gary Chapman），他是一个叫“计算机专家与社会责任”
（puter Professional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非营利团体的理事。
“我真诚的为你们祝福，”
查普曼写道，“不过，这是不负责任的……为了显得时髦，沿着《连线》正在努力的方向。
这是雅皮士的胡言乱语。”
抱怨《连线》赶时髦，这还只是一种简单的批评，我们可以看看，这本杂志还有哪些东西让这位读者不满意：“热连线”
发布没多久，查普曼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一篇更有杀伤力的长文，把《连线》描绘成一个没有头脑、愚蠢傻气的出版物，里面充斥着右翼宣传资料、华而不实的名人专家意见，还有青春期的消费至上精神。
Well的论坛转贴和放大了这一攻击，《连线》杂志所有编辑自然都看到了这篇文章。
路易斯非常气愤。
他知道，在有见识、有批判头脑的人中间，查普曼这种观点不足为奇。
但他担心被误解，尤其是《连线》正在进行扩张，如果那些潜在合作者发生误解，那就糟了。
比如，英国《卫报》的市场主管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推介《连线》时，就把它说成是一本时尚和流行文化杂志，适合醉心于科技的都市男人阅读。
这和加里·查普曼的描述非常接近，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将会毁掉双方的合资公司。
这种想法让路易斯心慌意乱。
一方面，他从来没有让《连线》成为政策期刊的意图，另一方面，只有当时尚潮流和文化故事能为社会革命提供前瞻性警示时，它们才会进入杂志的视野。
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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