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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
。
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
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
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
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
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
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
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
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
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
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
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
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
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
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
，就没有艺术。
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
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
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
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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