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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初建立、发展党组织的那种环境了。
遍地的“集团部落”
使地方工作千难万险，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见到成效。
但是，抗联要生存，要战斗，就离不开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这时，敌人的“讨伐”
重点已经开始从东边道转向延吉、吉林地区。
9月底，野副昌德的“讨伐”
司令部也推进至延吉，准备进行秋冬季“大讨伐”
。
在此期间，韩仁和率领的警卫旅，金日成率领的2方面军，陈翰章率领的3方面军，在老天爷和土地爷的协助下，四处出击，均取得相当成绩——留待后叙。
魏拯民把应该想到和能够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将都请来，也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体衰者、其他对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向苏联疏散。”
从10月下旬开始，在飘飞的初雪中，2方面军和3方面军余部，踏着满山落叶陆续过境撤入苏联。
“弃置”
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开篇是这样子的：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者）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
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
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
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
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这封有年有月无日的信，应该是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前后写的，应该是由陈秀明送去苏联，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这是头道溜河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节录，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据说，陈秀明下落不明，共产国际方面也未见到这封信——这位被仙人洞老人亲切地称为“八个爪”
的原桓兴县委书记，凶多吉少应是无疑的了。
就算这封信送到了苏联，又有什么用？王明、康生早夹着皮包走人了，谁还管东北抗联？
许多老人说，今天几号了，星期几呀，那时没这个，也用不着这个。
清明栽土豆，谷雨种大田，那时庄稼人挂念的是节气，种庄稼不能误了节气呀。
参加抗联了，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日子，一个是看到树枝鼓苞了，高兴啊，抗联的好日子要来了。
再一个是树叶落了，天气凉了，老天爷变脸了，愁啊，这一冬怎么熬呀？什么生日、年节呀，没了，连大年三十都不知什么时候就过去了。
有人问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有人就说多少年了咋的，你还能包顿饺子，给大家伙儿过个年哪。
新兵会问现在是“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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