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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三种视其内部反对反动领袖的情况，以及我们在其间的影响，来决定实行统一战线的程度和范围。
三是强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的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团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
坚决的无情的反对右倾分子，把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变为投降和作资产阶级尾巴的一种企图和趋势。
但同时要和‘左’倾关门主义，及在政策的实际工作中想跳过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北方会议”
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1·26”
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
比之“北方会议”
，“1·26”
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
的尾巴。
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
，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
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
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
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
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
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却又不能擅作主张，就从磐石赶来请示汇报，正好赶上省委学习、讨论、贯彻指示信的一个全过程。
王明在写作这封指示信前，应该知道东北的“胡子”
、“山林队”
，以及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
不知是不屑一顾，还是这位安徽金寨县（这个县历史上也是盛产“胡子”
的）人觉得生僻、拗口，还是怎么的，反正通篇都没有“胡子”
、“土匪”
、“山林队”
的字样。
现在，杨靖宇与已经写到或行将写到的一些共产党人，不约而同地准备与胡子、山林队统战、联合。
像任何一个义勇军曾经比较活跃的县份一样，磐石地区的大小绺子有几十种，比较大的像“老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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