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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连生，生卒年、籍贯不详，有资料说1937年8月任中共绥宾区委宣传委员。
“供词”
一番后，这个可疑的角色，在陈绍宾任支队长的9支队当秘书，还有说是宣传科长。
证据确凿、没有疑问的，是这小子1940年10月叛变投敌，致使讷河县委被破坏，党员、救国会员180余人被捕，县委书记任子奎和小孔等人被害。
问题在于“供词”
之前，这个十分可疑的角色，是不是就是潜伏在赵尚志身边的奸细、特务？
陈雷老人说，后来冯仲云告诉我：我们上了尚连生的当，他1937年被捕过，当时就叛变了。
我问有证据吗？老人说，我只是听冯仲云这么说，这个人说话，肯定有谱。
一些老人说，那时日本鬼子怀疑个人，可以到处调查、取证，平时可以培训、派遣特务、奸细，可以利用叛徒，它有系统的特务机关，还有各种各样的敌伪组织。
咱们有什么呀？特别是1938年后，怀疑一个人，相信一个人，通常都是出事了，才能恍然大悟，大吃一惊。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知情人都在。
可一场“文化大革命”
，别说冯仲云们了，连省市县的一些党史工作人员也跟着受牵连：你们这不是为叛徒、特务、胡子歌功颂德吗？
永远开除党籍
1940年1月28日，《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
北满省第十次常委会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巩固党的本营，以铁的党的纪律一致通过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并号召北满全党同志，无情的开展反对赵尚志的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和企图，反对他极端忌妒主义的英雄——赵尚志的斗争。
正在苏联参加第一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不知道自己的党籍已经永远地没了——他是近两个月后才知道的，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
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作革命斗争已将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队伍里清洗出去，那将是同使我受到宣布死刑一样，我万分的向党请求党的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
领导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5月31日，已经是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再一次向省委请求”
：
以前由冯同志转去的请求书我希望党组织应予检查和解决，我请求检查后迅速改变以前的决议，并通知吉东党组织和我，这是我急切盼望的，并希把与我有关连而被开除出党的其他同志也能得早予解决。
6月20日，《金策给赵尚志的答复信》中说：
北满党大多数同志重新讨论决定：只取消“永远”
的字样而改为“开除赵尚志党籍”
，其他不可能减轻的，现在金策同志代表北满党通知尚志同志希知照。
《中共北满省委关于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尚志“屡次受过党内处分”
。
在赵尚志三十四岁的人生中，无论受过多少什么样的处分，比较巴彦游击队失败后那次同样是错误的开除党籍，同样强烈地希望、请求恢复党籍，有两点不同。
一是那次开除与恢复更像一笔糊涂账，赵尚志“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
那是个初始的幼稚的朦胧的时期，正值贯彻北方会议路线，巴彦游击队失败了，而执行中央路线是不可能失败的，就牛头马嘴地硬往路线上对。
这一次，无论开除、还是要求恢复党籍的理由，都是明晰的、具体的。
二是那次赵尚志拒绝承认、检查错误，公然找省委领导理论，言辞激烈，一年多后满洲省委准备恢复他的党籍了，仍然不依不饶似的不满意。
而这次，显然冷静、理智、成熟多了。
单立志老人说，第一次伯力会议后，赵尚志到我们2路军当副总指挥。
1940年夏，总部派我们几个人送赵尚志去苏联，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
这个人一点儿架子没有，一路上跟我们唠嗑，有说有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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