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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钧老人说，就这么吵了两个来小时，也没捋出个眉毛、胡子。
戴鸿宾火了，说走狗军都快到了，咱们还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扯淡，今儿个这事就俺做主了，说着就下命令部署战斗。
有人阻拦，他也不理，一口气儿部署完了。
有人就批评他，说咱们是党的队伍，不是你戴鸿宾的私家军，你耍什么军阀脾气？这边还吵着，那边打响了，敌人上来了，大家这才往阵地上跑。
这一仗打赢了，不然起码那队长得撸了。
老人说，旧军队家长制，军阀作风，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武装，讲民主。
家有百口，主事一人。
民主挺好，还得有集中呀。
那阵子凡事就讲民主，不讲集中，一集中就是“军阀”
。
有时还发动全体队员民主讨论，几十上百张嘴瞎戗戗，乱当家。
东满的几支游击队，开头也是这样。
决定什么事情，先党内、后党外地开会，人人发表意见才算民主。
指挥员下达命令，下级还要讨论，多数人反对，就可以不执行。
从军阀专制到极端民主化，这对应的两极，有时只有一步之遥。
王钧老人说，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了、和平了，我是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
到哪儿检查工作，情不自禁先看看地形，周围有什么制高点，有敌情敌人会从哪儿来，应该怎样部署兵力。
再一想，就笑了。
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
可汤原游击队刚成立时，晚上不知道派岗哨，后来知道了，那哨位也常常选得不是地方。
一群庄稼人，队长“半拉子”
出身，握锄把子的手拿起枪，懂什么呀。
第一次战斗后，有个战士说他的枪不好使，我问怎么了，他给我看手里的几个子弹壳，说枪响了，这子弹怎么还留下大半截子呀？他以为那弹壳也跟弹头一样，会从枪膛里发射出去的。
1934年夏，2军缴获第一门迫击炮。
官兵围观，高兴得不得了，说再打据点不愁了，两炮就给它揭盖了。
一个士兵懊悔得直拍大腿，说这就叫炮呀？一次追击敌人，他在草丛中绊了一跤，爬起来看，一截挺粗的铁筒子，半人多高，下边还有个锅样的铁家伙。
这是个什么东西呀？瞅一会儿，踢两脚，拉倒了。
1935年4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报告》中说，政治部除了主任、组织科长和一个团的工作同志外，“其他人员大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分配到各部去都不适宜，在政治部寄生着”
。
1934年9月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给省委的报告》中说：“直到今天政治部工作是停滞在小局部里面。
可怜的除了宣传单以外就是睡觉，政治部几个同志眼就睡红了。”
共产党人向以政治工作著称于世，可最初的政治部竟是这副模样。
而在更广阔的宏观上，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了，还要全国一盘棋，搞土地革命，把张学良、马占山、王德林等及一切有产阶级统统打倒，那原因种种中少得了“幼稚”
二字吗？
书记是一个幼稚同志，二十多年的雇农，同时又会劁猪，他在1931年派争领导之下参加组织的，他很忠实积极，若是有人告诉他什么他干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生干（“生干”
即硬干——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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