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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
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
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与王莽同一时代，曾一度追随过王皇帝且荣登国师之位，显赫一时的刘歆。
公元前7年，刘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
这一结论在此后2000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
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
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定的历术开创了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对后世学者给予了很大启示。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影响较大者乃唐代僧人一行根据《大衍历》所推算的公元前1111年之说。
这一结论得到了董作宾等现代学者的支持。
除一行之外，关于对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代不乏人，并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如孔颖达疏《毛诗·大雅·文王》推算的公元前1130年说，据皇甫谧《帝王世纪》推算的公元前1122年说，据今本《竹书纪年》推算的公元前1050年说等等。
而学者姚文田在《周初年月日岁星考》中，一次共推出了公元前1067、1066、1065年三种说法。
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武王克商之年的学者越来越多，参与研究的不仅有中国学者，还有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学者。
研究者以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尽管彼此之间仍有很大的悬殊和差异，但毕竟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前景。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3）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
这一课题，专家组的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个课题是工程所涉全部问题关键的关键，只有把克商之年这个定点抓稳抓牢，才有可能建立起三代年代学的坚固大厦。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前人的成果有个全面的了解，以达到知己知彼，百尺竿头更进一尺的效果。
但是，涉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学术文献非常繁杂，且分散于国内外各个地区的各种报刊之上，有些论著在国内外著名的图书馆也难以寻觅，从而给研究、借鉴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面对此情，工程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彭林等学者，毅然提出由北师大国学研究所牵头负责搜集编辑、翻译有关文献的设想。
这一计划自1997年3月开始行动，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在此之前，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一直是人言人殊，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有的说共23种，有的说共28种，一般认为最多可到30多种。
在这30多种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见原文，这就使各种说法越发变得扑朔迷离。
通过彭林等学者对国内外文献的搜集和发掘，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已达57篇，共有44种关于克商之年的说法，其中日本学者7种，美国学者7种，英国、瑞典、韩国学者各1种，其他为中国学者的结论。
这些结论每一种都来自原作，并非辗转传抄而来，从而成为有关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备的第一手学术研究资料。
在彭林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
从书中可以看到，在44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显然，以上44种说法，不可能都是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历史上真实的克商年只有一个。
真正的克商之年该怎样推定呢？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缜密考虑和筹划，制定了两条途径。
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
沣西的考古发现
为了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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