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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范围内的最早的遗迹是大灰沟一段的，其遗迹与四号宫殿共用一墙，两者可能有必然的关系，而不是像邹衡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关系。”
关于夏商文化的界标问题，王巍对杜金鹏等人的观点表示认同，并指出在郑州商城要区分先商、早商文化是困难的，而偃师商城出现于夏都二里头附近，它的出现应晚于夏的年代，进入了商王朝时期，所以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应近于夏商文化的分界。
这个观点，同样得到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玉彬的支持。
杨玉彬认为，夏商文化如果要定界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偃师商城，因为偃师商城比郑州商城的工作更扎实，前者作为夏商的界标更明了，也易被学术界接受。
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谁晚、谁有资格充当夏商界标问题的争论，“工程”
专家组成员、考古学家殷玮璋颇不以为然。
他说：“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考古学界干了些什么事呢？就是为郑州商城早还是偃师商城早而进行争吵，而这个争吵是没有结果的。
你说这个早，他说那个早，有什么凭据？是不是偃师商城就比郑州商城一定要早，那郑州商城以后再发现早的遗址怎么办？这种争论把我们的精力挪到了不应讨论的问题之中，恰恰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把我们应该研究的东西抓起来。
1995年在偃师召开商文化讨论会，这个会议由我主持，有许多专家参加，会上大家依然是争论不休。
当时仇士华先生对我说，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到底谁早的问题，14C测年可以解决，如果14C测年出来，我想这就有了依据。
事实上，大家都坐在家里讨论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就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必须对一座都城挖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这个遗址的情况了解清楚。
否则，讨论来讨论去总是没有抓住根本，没什么意义。”
至于能否用都城作为夏商界标的问题，殷玮璋也有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看法，他说：“我不同意用都城来解决夏商分界问题，考古学上的断代必须用考古本身的方法来解决，用考定某个都城的方法是解决不了考古学上的问题的。
文献上记载着亳，你就说这个都城是亳，有什么证据？你找的那些证据许多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
当然，这个假设是允许的，但必须在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再作第二个推论。
可有些学者不等这个假设予以证实，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连串的假设都出来了，看起来头头是道，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惜考证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这是超前意识，凭空想象，而科学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由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之争，牵涉到二里头文化的分期问题，殷玮璋讲道：“我认为二、三期之间有非常突出的变化，从出土的陶器来看，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但邹衡先生就是不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二、三期之间有变化，但太少，是量变，不是质变。
试想一个朝代的变迁，在文化上不可能是突变。
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才搞了北京十大建筑，现在看到的高楼大厦，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
许多生活用品也是慢慢地淘汰、更换，没听说在毛主席率大军一进城，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个人把自家的锅碗瓢盆全砸了。
如果有这样的人，也是个神经病患者。
即使你砸了，想换新的，工厂也一时造不出来。”
又说：“再如秦始皇灭六国，实行天下统一，从考古学的角度看，你在六国之内很难找到秦的历史影子。
这就证明朝代的变更跟文化的变更是不同步的。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等人提出要建一个新都，结果毛主席把梁思成批了一顿。
按理说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开辟了历史新纪元，是一个历史伟人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他为什么不去建个新都？这就说明一段历史或一个朝代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就要建都。
历史上也是这样，当一个王朝诞生后，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阶段，要轻徭薄赋，减租减税，不可能立即劳民伤财地去建新都。
可以说，历史上几乎没有一座都城是由于改朝换代而建的，都是由于一些更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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