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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责，才使他下课之后，总是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
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经初步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个商代的遗存。
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
想到这里，韩维周便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时在开封）作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等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
当三人来到韩维周的住室时，只见满屋都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
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责任感，一时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
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们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
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先后派专家到郑州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的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
由此，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6）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在北京大学进行考古知识学习之后，即到郑州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
在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等人的带领下，训练班学员以二里岗为重点，拉开了对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为配合郑州城市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河南省文管会于1953年成立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由安金槐任组长，具体负责管理、组织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事宜。
通过1953年至1954年对郑州二里岗一带商代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征，清楚地判断出郑二里岗的商代陶器稍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
为了便于把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有所区别，考古人员即把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以最早发现地与发掘地的二里岗命名为“郑州商代二里岗期”
，并依据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上下地层叠压关系和上下层内包含主要陶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时代上又区分为上、下两大层，即“商代二里岗期下层”
和“商代二里岗期上层”
两期，从而使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成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标尺，并为此后在全国各地商代考古学所应用。
1954年至1955年春，由安金槐任考古队长的工作人员，在郑州旧城内外相继发现了大面积的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并有一部分相当于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阶段的郑州洛达庙类型遗址（相当于后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
）和相当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
通过发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层次相叠压的地层关系，从而为证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早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而又略晚于洛达庙文化遗址提供了地层学依据。
与此同时，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
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
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
。
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5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的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了一片坚硬的夯土层和许多陶片。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得知后，立即派安金槐前往进行考古调查。
通过实地发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
由此可见，这里发现的夯土时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
从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等遗物来看，没有发现比商代二里岗期时代再晚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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