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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承担。
在“工程”
开展后的几年中，赵福生等考古专家通过对以往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对城址、宫殿区附近的祭祀遗址等进行补充发掘，得出了一个可靠的分期结论。
关于西周燕都遗址的始建年代，赵福生等研究后认为，琉璃河遗址内应有三种文化共存：“周文化、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即张家园上层文化）。
其中商文化系统的陶器有些可能早到殷墟四期，延续到西周初期。
但在西周燕都遗址中的居住址发掘的所有遗迹中出土的陶片，一直未见单独只出商文化系统陶片的遗迹，基本上是与周文化系统的陶片同出，有些甚至还有土著文化的陶片，这种现象就说明一个问题，即西周燕都城址内所有文化遗迹及文化堆积，都是召公封燕以后形成的。”
第七章 周革殷命的历史转折（9）
“工程”
专题研究人员结合城墙基础和城外护城河内出的遗物推断，认为燕都城址始建于召公封燕之后，而绝不会早到商末。
这样，就彻底避开了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难以区分的纠葛，为确定早期燕文化及武王伐纣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下限年代标准。
根据文献记载，“工程”
专题组认为，周初封燕之事应为成王时，因武王之时，召公还不是太保而只称召公。
另从《史记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
的记载推断，虽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
可见，克罍、克盉铭文中的“王”
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
，即召公之“元子”
，也就是第一代燕侯。
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进行中，赵福生等专题人员于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一层和第三层中，发现了三片刻字龟甲。
其中第一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周”
两字，这两个字的发现，对年代学的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断代意义。
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年。
因此，“成周”
卜甲的发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会超过成王时期。
从H108灰坑发掘的情况看，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周遗存之一。
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的特征分析，H108的年代应属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将所出碳化样品用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之间。
这个测年结果与M1193号大墓的测年数值对比研究，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成王封燕说。
据此记载，封燕及修筑燕都之事更可细推为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之间，也就是说，燕都遗址内的最早测年数据，应在成王元年至成王十二年这一范围之内。
如前所述，通过“工程”
专题组人员对居址器物分期和墓葬分期，可以看出西周燕都遗址的最早年代就在周初，这个年代已接近武王伐纣之年，因而，遗址的最早年代便成为检验武王克商年代的下限。
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这个下限应是公元前1020年。
也就是说，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1）
寻找早期的晋国都邑
同琉璃河遗址近似，天马——曲村遗址同武王克商这一事件同样有着直接的参照关系。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一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已知山西境内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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