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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
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
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
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
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
《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
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
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
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
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
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
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
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
《书》曰：“一日二日万几，”
谓此类也。
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
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
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
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
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
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
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
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
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
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
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
《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
《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
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
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
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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