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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亨利·福特对他的代销行的劝告——“亲自登门访问以招揽顾客”
，我开始争取那些不聘用广告公司的广告主。
我考虑，我缺少与有实力的广告公司抢生意的资本。
我定的第一个目标是韦奇伍德瓷器公司（Wedgwood China），这家公司每年的广告费是4万美元。
韦奇伍德先生和他管广告宣传的女经理十分有礼貌地接待了我。
“我们不喜欢广告公司”
，她说，“广告公司尽是瞎胡闹，所以我们的广告我们自己处理。
您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适吗？”
“恰好相反”
，我说，“我很欣赏这种做法。
不过，如果您让我替你们去买版面，杂志就会付我佣金。
这无需您多花分文，我也保证再不来打搅您。”
亨斯莱·韦奇伍德是位仁慈的人，第二天早晨他写了一封指定我为广告代理的正式信，我用电报答复了他：“不胜感激，当尽力效劳。”
可是我的资本只有6000美元，在得到第一笔佣金之前，这点钱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我的运气很不错，我的哥哥弗朗西斯当时是伦敦很有声望的美瑟暨克劳瑟广告公司（Mather＆Crowther Ltd。
）的总经理。
他说服了他的合伙人同意替我扩充资本，还让我借用他们公司的名字，这就救援了我。
另一家英国公司，本森公司（S。
H。
Benson Ltd。
）的博比·比万是我的老朋友，也照样做了。
弗朗西斯·梅内尔爵士则设法让斯塔福德·克利普斯核准了横跨大西洋的投资。
博比和弗朗西斯都坚持要我寻找一位美国人领导公司。
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同胞有本事说服美国厂商让他承做广告。
指望一个英国人，特别是苏格兰人在美国广告业取得成功，实在是一件荒唐事。
英国式的天才里不包括广告。
的确，英国人鄙视广告。
1948年《笨拙》（Punch）杂志就这么说过：“我们并不介意全民皆商，可是却没有必要让我们变成一个广告国。”
在世的5500位公卿显贵中只有一位爵士身在广告业。
＇相形之下，美国对广告和广告从业人员的偏见就不那么厉害。
尼尔·麦克尔罗伊（Neil McElroy），宝洁公司（P＆G）的一位前广告部经理，当上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
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在麦迪逊大道干了一段时间后，当上了康涅狄格州州长、驻印度大使和副国务卿。
但是，即使在美国，广告人被任命在政府里担任要职的事也是少见的。
这很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有些广告人比起受宠的律师、教授、银行家、记者来更具才华。
资深的广告人更能判定问题的优劣；更好地厘定短期的和长远的目标，权衡效果；更好地领导大量的行政人员；更好地向委员会介绍情况；更好地在预算内精打细算。
据我的观察，我确信我们同业中不少比我年长的、比我高明的人比许多法律、教育、银行和新闻业的人更客观、更有条理、更有活力、更勤奋。
＇
对聘请有资格的美国人来担任广告公司领导，我茫无头绪。
然而，经过几个月的私下考察，我请安德森·休伊特（Anderson Hewitt）放弃他智威汤逊芝加哥办事处的职务来当我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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