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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
一九二九年六月,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
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
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
他们一起划船、散步。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
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
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
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
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
、“正统托派”
、“钦差大臣”
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
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
。
不久,被“十月社”
赶出去。
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
一九三○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
在那里被关了三年。
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后来,他母亲的哥哥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
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
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
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
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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