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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三十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
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
在那里召开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
）。
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
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
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
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
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
因为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
他于一九五六年病逝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
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
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的逃避。
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
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
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
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
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第七部分：成立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2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
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那〔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
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
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
他问我从那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
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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