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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刘仁静大约在七月六日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
是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午后六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会谈之后，便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
不论是马林、尼柯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
，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
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但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七月二十日直达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
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
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也可能他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七月十四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七月二十一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十五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十五位代表，在“文革”
中往往以“毛泽东等”
一语代替。
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
。
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
。
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柯尔斯基”
。
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2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代表”
，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
。
“出席者”
与“代表”
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
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一九二一年五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
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代表”
！
为了避免争议，便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十五位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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