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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抵沪的。
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柯尔斯基会面的。
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的讨论，起码在六月十日才可离沪。
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六月二十二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
也就是说，他即便六月三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柯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
何况，六月二十二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六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八月的事记成六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的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发表的。
他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事。
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五、六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一九二一年六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引者注：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
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五、六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
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
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
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
《回忆李大钊》，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版。
这一资料是罗章龙之孙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之后，于一九九一年十月抄寄笔者的。
罗章龙之孙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去上海参加一大会。
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
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
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
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
引自罗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笔者信。
刘仁静如此回忆——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
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
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
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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