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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维廖夫写道：“关于广州小组。
在一九二○年九月至十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
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
小组只好解散了。”
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三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
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
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
。
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一九二○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
。
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
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
一句，可断定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
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
：“去年年底（引者注：即一九二○年年底），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华通讯社……”
“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
……”
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
“B同志”
是谁呢？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
H。
Bоитинскии。
因此，“B同志”
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
简称。
二十七岁的维经斯基，从一九二○年四月初率“记者团”
来到北京，四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
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在一九二○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
后来，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那是一九二○年的秋天，在上海。
中国的Ч（引者注：即陈独秀）同志建议我结识孙中山。
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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