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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账房先生”
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
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
“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
我送你上外国轮船！”
李大钊想出好主意。
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
。
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
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二月十九日。
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
的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
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
他朝“特别一区”
走去。
“特别一区”
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
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
不过“特别一区”
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
一幢小洋楼里。
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
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
一九五七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
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一九一九年夏天”
。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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