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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了钱到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
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
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泽东。
此生资质高，为人勤奋。
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好，好，你请他来。”
李大钊一口应承。
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二十九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三十一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
“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月薪八元。”
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七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码二百元。
在一九三六年，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及如下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
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
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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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
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
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七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学时的收获：“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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