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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冀德这么记述：
11日下午。
朱永嘉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整理东西，一边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你们也收拾收拾准备坐牢吧。
就这么束手就擒，实在不甘心，也对不起张、姚两位首长。
我说：就是被抓去坐牢，也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
这时，徐景贤再次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上海不要动，一定等他们回来。
我想：肯定是〃四人帮〃出问题了，但究竟情况如何，仍然是不清楚的。
晚上，朱永嘉从大院里带来了确切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他说《美国之音》和英国BBC已经广播了。
听他这么一讲，我的情绪很激动，讲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话，我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与上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市委成员却都是从外电消息中知道的，这叫什么党内原则？事情早已发生，却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这就叫马列主义？这就叫光明正大？反党情绪猖狂至极。
（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页。
）
10月12日，马、徐、王仍没有回上海。
〃他们三个也肯定给扣起来了！
〃这样的猜测，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转为焦躁，转为暴怒。
陈冀德这么记述：
12日上午。
萧木在朱永嘉办公室对在场的王知常和我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见没人吭声，他指着椅子背说：喏，椅子就是椅子，桌子就是桌子。
我当时的情绪是要顽抗到底的，因此并没有理解他讲这话的意思实际上是在搞攻守同盟。
我说：我是连椅子、桌子都没有的，只有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
下午，朱永嘉对我说：冯国柱（常委）已被他说服了，也准备干了。
我因为平时听朱永嘉讲过冯国柱这个人待人处事比较圆滑，所以表示不大相信。
不久，萧木到办公室来，说警备区的李宝奇已经回来，但另外两个司令员一点消息也没有。
朱永嘉说：糟了，李宝奇是邓小平的人，看来问题肯定出在军队。
当时，我们确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
我说：主席去世了，我们这些人也活不成，和主席一块去死吧。
萧木说：主席是支持四位首长的，主席的人也是向着他们一边的。
晚上，朱永嘉开完常委会回来，大叫上当了，现在干也坐牢，不干也坐牢，像巴黎公社那样干起来还能顶他几天，造成世界影响。
我当时思想混乱，想干，又不知怎么干。
这天深夜，我把5月份去北京时，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我的讲话记录本和照片全烧了。
因为烧得比较慢，张春桥写给我的信件和我给他写信的草稿，是第二天上午拿到锅炉房去烧的……（注：同上书，第372页。
）
虽然后来得知马、徐、王在13日可以回沪，但朱永嘉等已经没有耐心再等待了。
于是，10月8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施尚英关于10月12日夜晚的描述最为详细。
下面引述了这位当事者的回忆：
10月12日晚上八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
会议气氛非常紧张，并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乱的吵声中，朱永嘉突然站起来，两手把袖子卷起，态度十分嚣张地抛出了要在13日六点钟之前干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口号是四个还我：〃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
〃要民兵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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