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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
她曾经就毛泽东的早期作品写过一篇论文，题目颇怪，叫做《毛泽东、妇女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自杀现象》。
她能够前来中国，据她自述，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1年秋末，我照常到纽约参加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现代中国〃研讨会。
那晚我住进了简朴的罗斯福饭店。
第二天早饭后，当我正在饭店的大厅里浏览《纽约时报》时，一些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从我面前走过，他们目不斜视，留着短短的平头，身着立领海蓝色制服。
这些人立刻吸引了我的视线。
他们无疑正是新近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引者注：当时，联合国刚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纽约）。
这些人暂时在十四层下榻，而与他们居于同一屋檐下的我，竟差点错失良机。
正好，我还有一点时间，于是便迅速跑进电梯，按了十四层。
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是想要去看看这些面孔严肃的北京使者们是否保持着我五年前在台湾所了解到的那些饮食传统。
他们也许正在大门口吞咽着大饼油条──一种典型的华北早餐，说不定他们正在饭店的老式散热器上暖着他们的茶壶呢。
电梯口站着两位身材高大的警察和一名身着制服的侍者。
〃请说明您的身份〃，一位警官对我说。
我告诉了他。
〃你到这里干什么？〃我正含糊其辞地向他解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时，突然发现有一个身着睡衣的中国人，正好奇地从一扇门后探出头来张望。
我用中国俗语向他打招呼：〃你吃了吗？〃并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这座美国城市里过得怎样。
这个人警觉地抽身退了进去。
一阵忙乱之后，由后门走出一位身着短袖衫和肥裤子的瘦小男子。
〃我姓刘〃，他很不自然地说，同时陪我进入一个小房间。
落座后，他给我递烟上茶，用的都是中国货。
我们夹杂着汉语、法语和英语礼貌地开始交谈。
我们谈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互换学生的可能（目前不太可能），以及在中美人民之间寻找共同的思想意识的可能性。
谈话很空洞。
但双方都未使用批评的言辞。
我们没有提到毛主席的名字。
当时我告辞出来时，这位刘先生用低而温和的语调邀请我改日再来。
……
这次出人意料的会面，使我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有时也是很灵活的，他们并不完全像自己在宣传中所说的那么死板。
而冷战的阴影和学者的单纯曾经使我完全忽略了这一点。
几周之后，当我为了学术上的事再次来到纽约时，中国人已搬到西六十六街的另一家旅馆去了。
在那里他们开始卓有成效地改变他们在持有偏见的美国人心目中的印象。
我正好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于是决定再拜访他们一次。
可这回就不像上次那样容易了，我打了大约二十个电话才联系上，其中有一次是把电话打到了〃中华民国（台湾）驻美联络处〃（正准备撤回台湾），一个狂怒的男子在电话中对我吼道：〃共匪们不住这儿！
〃
不久，我见到了刘先生的一位助手何理良女士，她是代表团的顾问，还是代表团团长黄华大使的夫人，而黄华在数年内一直是国外任职的中国人中职衔最高的。
何女士那天下午抽时间会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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