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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都写，彼此有重复感。
如果只在《江青传》中写到，《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中不写，则又不行，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毕竟是张春桥、姚文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在写作的时候，有一详略总体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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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序（3）
某一事件以某人为主，则在此人传记中详写，而他人传记中则略写。
仍以批判《海瑞罢官》来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姚文元写的，在《姚文元传》详写，而在《江青传》、《张春桥传》中略写。
采取这样详略有别的方法，大体上解决了王张江姚这四本长篇传记的互相重复问题。
不过，王张江姚毕竟是一个〃帮〃，是一个整体。
在完成《〃四人帮〃全传》之后，我又着手把四本书合并成一本书，把〃子题〃合并为〃母题〃，回归最初的创作设想，书名改为《〃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中，把〃四人帮〃作为一个〃帮〃来写，不仅把〃四人帮〃的兴亡清楚地勾勒出来，而且完全解决了彼此的重复问题。
经过前后二十年的努力，经过多次修改和不断补充，我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长卷《〃四人帮〃兴亡》。
在《〃四人帮〃兴亡》出版之际，回顾漫长而又艰难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
历史的迷雾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渐渐看清。
大量地收集各种〃文革〃资料也需要时间。
我希望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正因为这样，我在写作中十分尊重史实，以大量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为前提。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史实性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作者可以自由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从纳粹手中缴来的机密档案。
可是，我却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的处境大大不同。
我是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
我所需要参考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
有关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只有人事干部为了外调需要，开具党组织的外调专用介绍信，方可允许查看有关外调对象的那一小部分〃文化大革命〃档案。
至于为了创作而去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只能吃〃闭门羹〃。
我不得不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办理各种手续上，花在向各级档案部门的负责人的〃游说〃上。
差不多每去一处查看〃文化大革命〃档案，都要花费很多口舌。
为此，我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递交了创作报告，并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获得支持，使我得以进入种种〃禁区〃。
我吃惊地发现，〃文化大革命〃档案处于相当混乱之中。
比如，张春桥在〃安亭事件〃时给王洪文所签的〃五项条件〃手稿，是研究上海〃一月革命〃重要档案，竟在一个与此毫不相干的档案室里收藏着。
又如，姚文元之父姚蓬子的档案，我在上海市公安局档案室里找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作为〃防扩散〃材料烧毁），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档案室里被我偶然翻到。
因为姚蓬子曾经担任上海师范学院教师，而上海师范学院又一度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个〃造反兵团〃头头的工作笔记本，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此人的笔头甚勤，看见街上贴了什么大字标语，都要记下来；出席〃市革会〃会议，谁发言他都记下来，所以他的十几本工作笔记本，成了研究上海〃文化大革命〃可供参考的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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