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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
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
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
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
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六八至三六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
《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自《“一大”
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一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日本〕
施存统说：“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
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
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个代表大会。
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
。
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一九二○年）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
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代理。
不久，威丁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
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
，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
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
、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
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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