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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打住吧，别吹啦，我明白了，我琢磨着您再活十多年还是没问题的，到时候我搀着您，咱还能去逛逛，您信不？”
洪涛这回算是全明白了，合算这个刘白氏就是当时有技术的院子里的高级有技术女人，从小培养出来专门接待高级客户的，这不和后世里的那些女明星是一个意思嘛，怪不得会那么多呢。
“扯淡！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事情我也说清楚了，我得迷瞪会儿。”
那二爷根本就不相信洪涛说的，干脆也不理他了，靠在围榻上睡了。
82年春节一过，京城里的人突然发现身边的生活发生了些许变化，在很多工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他们大多穿得破旧，都是身强力壮的壮劳力，而且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
农民工，这个词当时还没有，由于户籍制度问题，当时的城市里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需要户口本证明。
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城市改造的进度加快了，出现了很多城市人不会干、不愿意干的工作，比如建筑行业、服务行业等等。
这些行业又恰恰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农村这时正在普及土地承包责任制，分产到户之后，又剩余了很多劳动力，于是一拍即合，一些心眼比较活泛、距离大城市又近的农民兄弟开始把眼光从自家这一亩三分地上挪开，望向了更远的地方。
其实大批农民工进城，早在1980年就有了，随着几个特区的确定，大批农村剩余劳力都涌进了特区，只不过南方的省份去的人比较多一些，北方省份距离远，去的也比较少。
除了这些有组织、有规划的农民工之外，京城里的有些地方还自发形成了一些自由雇佣的劳务市场，比如东直门桥头、西直门桥头、永定门、崇文门。
这些地点要不就是靠近长途汽车站，要不就是靠近火车站，那些农民兄弟们刚刚进城，俩眼一抹黑，交通也不熟悉，不敢到处乱走，所以干脆就近找个地方，往路边一站，等着需要用工的人来主动找他们。
要说当时的人也挺有意思的，这边儿站着一堆人，路过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于是就有人好奇啊，主动上去问：你们是迷路啦？去哪儿啊？
“没迷路，俺们是进城来找活儿干的，盖房子、打家具、瓦工、木工都行！”
“嗨！
那你们倒是吆喝吆喝啊！
在这儿站着算是怎么回子事啊？”
“俺们不会吆喝……”
“不会吆喝！
不会吆喝也得打个幌子啊！
就是弄个牌子啥得，你们总得让人知道你们是要干嘛啊！
光站着别人以为你们迷路找不到家了呢！”
就这么慢慢相互熟悉、相互磨合，逐渐的开始有人找来一张废纸板，歪歪扭扭的写上几个字，说明自己的技能即可。
而京城老百姓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也强，总有人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吃螃蟹，然后再口口相传，很快，在哪哪哪儿能雇到什么样的小工、什么样的大工、什么样的木匠就都传开了。
第141章大环境越来越好
老百姓除了有点好奇之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谁家没点修修补补的活儿，往常都是得求人来帮忙或者直接就自己动手干了，不管会不会，先糊弄上再说。
现在有了这些手艺人可以雇佣，既不用再搭人情，也不用像原来一样凑合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个很必要的补充。
除了这些技术活之外，城里还出现了少数几个自发性质的路边市场，比如地坛北门的青年沟路上，每天都有一些推着车、赶着车、挑着挑的农民兄弟在路边摆摊，卖一些自家产的农副产品，活鸡、鸡蛋、青菜、粗粮、花生、瓜子、水果等等。
而且在这里买粮食什么的，不收粮票，价格比粮店稍高，但是质量更好，更新鲜。
这些地方恐怕就是自由市场的雏形了，当他们的人数发展到一定规模，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就会把他们组织起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市场，按照租摊位的方式进行经营。
从这时开始，京城的老百姓就逐渐把卖菜、买副食品，从国营菜站、副食店，转向了这些自由市场。
从这时开始，做小买卖这个观念，也逐渐扎根在了大家心里，不再像以前一样提买卖色变了。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做这些小买卖的人都发了小财，大家不光不会去歧视、鄙视这些小商贩，还把他们看成了有本事的人，社会风气也从多极化逐渐向一极聚焦，一直到了21世纪，这个焦点就越聚越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到时候社会上看待一切事物，只看一个字：钱！
其它什么道德、法律、人性、国家、社会、民族，都是扯淡。
刚从小学毕业的孩子，就知道评价一个人是否是榜样，只需要看他能不能、会不会挣钱就可以。
至于这个钱是怎么挣来的，谁在乎呢？用笑贫不笑唱这个词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刘姐！
今儿买卖咋样啊？悠着点干，身体是自己的，钱那个玩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花就成了，干嘛这么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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