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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宪’，设‘议会’，皇上能直接了解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安危，从而采取相应的治国兴邦之策。
国家富强了，百姓生活安定了，皇上自然会受到百姓的爱戴而流芳百世。”
。
康有为一席义正辞严的话，直说得廖寿恒、张荫桓二人也无言以对，坐在那里不吭气了。
在这五大臣中，只有翁同和一直没有说话。
他仔细地听着康有为的每一句话，不住地点着头，心里想：“皇上要是能够任用这样一个才能出众的人主持维新变法，我大清可就有希望了。”
。
原来，在这次召集康有为之前，翁同和早就将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
20岁那年，他到香港一带考察，接触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
他感到只有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革腐败的封建制度，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于是他走上宣传维新变法的道路。
从1888年开始到1898年，康有为曾八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
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895年4月的“公车上书”
。
那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忽然传来签定《马关条约》的消息，康有为愤慨异常，就召集当时在北京应试的1300人，到都察院清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同时负责向皇帝提建议门口示威，反对签定《马关条约》。
并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
，要求光绪帝变法自强，抵抗外国的侵略，这就是着名的“公车上书”
因为汉朝时政府用公家车马接送读书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
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由于康有为等人是举人，这次上书称“公车上书”
。
由于一些官员的阻挠，这次上书没能成功，然而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却从此揭开序幕。
“公车上书”
不久，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一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积极宣传维新变法。
清政府中的许多大官像翁同和、文廷式等人也加入了强学会。
在北京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宣传变法维新的学会、学堂和出版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
在湖南长沙，由谭嗣同主持的时务学堂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个。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年轻时曾多次游历大江南北，既看到了祖国的壮丽河山，又目睹了国家与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深重苦难。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激发了谭嗣同要求变法维新、挽救祖国危亡的思想。
1897年1月，谭嗣同写成他的重要着作《红学》，号召人民冲破封建统治的罗网，进行变法自强。
在《红学》中，谭嗣同还表达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对曾国藩等清朝官员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憎恨。
同年10月，在谭嗣同的主持下，长沙时务学堂创办起来。
梁启超等人都在这里讲过学，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人才。
翁同和在总理衙门听完康有为与李鸿章等人的“舌战”
后，立即来到皇宫，将召见康有为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光绪皇帝复述一遍，最后他又补充说：“日本、俄国在很早以前比中国落后得多。
他们都通过变法维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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