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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商量之后，于是派三哥单枪匹马前往南洋，再图发展。
大哥还说如果三哥在那边忙不过来，就让我过去帮忙。
而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邵逸夫一生的命运。
被‘六合’逼得走投无路的‘天一’，只好改弦易辙，放弃上海的基业，远走南洋，卧薪尝胆，再图发展。
1926年3月坐船离开了上海，赶往南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洋，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
因为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
寻常百姓生活枯燥单调，缺少娱乐和消遣。
而迁移到那里的华裔在南洋人口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
这正是我们兄弟决计开拓南洋市场的重要理由。
三哥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影片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三哥独闯南洋的第一站，那里是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桥头堡。
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映点西方默片。
三哥使出他的交际才能，广泛接触当地各戏院的老板，推销影片。
然而，又碰上钉子。
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封锁。
但‘六合’的影片其实并没有打进新加坡，只是枉有虚名。
人地生疏、初来乍到的三哥，认准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一定大有可为。
出师不利，三哥亳不气馁。
他避开对手的锋芒，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展开游击战术。
他先在新加坡的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
这一着的效果明显，他的‘天一’影片，由于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备受欢迎，立即打开了销路。
短短一个季度，其业务已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
没日没夜忙碌的三哥，以辛勤汗水，换来滚滚不断的财源。
大把大把的孔方兄撑得他口袋鼓鼓囊囊。
三哥的业务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任凭他能力再大也应付不过来。
他这才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家人，想起了叫我这个老六来帮忙了。
三哥直奔电报局，一纸急电发往上海：请我这个六弟速来新加坡增援。
至此，我才真正走上电影舞台，急赴南洋，同三哥山客联袂行动，共同演绎‘邵氏电影王国’的传奇故事。
当时爷爷我十九岁，刚刚读完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
到了南洋之后，我们兄弟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想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
我们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便租空地搭帆布帐篷，自己上街贴海报，放映‘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每天拂晓时分，东方刚刚泛出点鱼肚白，我们兄弟便已热火朝天地忙碌着。
我们二人各自分工。
三哥专门负责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我则拿着笔在海报上写好当日放映的影片名称内容，然后拎着个浆糊桶，走街串巷地张贴。
待我们两个有条不紊地忙完这些必备的工作，一轮旭日方冉冉升起。
我们又开始早场的放映，接纳第一批观众。
晚上送走最后一名观众，已是子夜时分。
我们俩又要拆卸帆布帐篷、收拾放映机，常常是干到雄鸡报晓，才能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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