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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的太守和内史是朝廷五品的命官，而身为朝廷命官却置所管事务于不顾，只是一味地放纵自己优游山水，这实在有亏皇化，于是御史中丞再一次履行自己的职责了。
也许是由于不爱诗书的司徒生来就不喜欢什么诗人的名士风流，也许是出身寒门的彭城王要在自家的田地里杀一杀那些豪门的傲气，执政的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在全权处理此事时，也不顾皇上的怜惜和宽容，竟然派使者随同江州从事郑望生在山中抓捕谢灵运。
皇上的怜惜和宽容为何也救不了这样一个诗人？因为这时的刘道济正被围在成都城内，而彭城王的理由是：西蜀已乱到这种地步，江州再不能出一个赵广、程道养——诗人固然不会成为赵广，但诗人可能成为被人利用的程道养，更何况，谢的名望要比那个不知名的和尚大到上万倍！
西蜀实在是让刘义隆头痛了很久，司徒义康的理由又实在是让人不能不服；刘义隆在面见彭城王时，听他以此为辞，也只得同意出此下策——谁让谢灵运频频添乱呢！
让他尝点苦头也未必不是好事。
那谢灵运在山中正游玩在兴头上，见来人带着旨意要抓捕自己，使得自己能饮尽杯中酒，不能续完口中诗，一时恶气上涌，怒不可遏，不但不受命，反而下令家中童仆和随从士兵把江州从事郑望生给拘禁起来。
这也许是受了西蜀赵广的影响——赵广那样一个无名小辈竟使得天下闻名，也许是胸中郁积过多的恶气再也没有存放的地方，作为诗人的谢康乐真的动起手来，这是在谢晦之后，以名士风流著称的陈郡谢氏中又一个要和朝廷较劲的狂人，差别在于谢晦手中拿的是长矛，而谢灵运手中拿的只是一支写诗的笔。
谢灵运在率领郡中那几个有限的兵士挥戈叛逃的同时，为了宣泄心中的恶气，他再一次以诗言志：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
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他在诗中以子房、鲁连自比。
子房，就是汉世名臣张良。
张良的先人是战国时韩国人，父祖五为韩王相，秦灭了韩，张良为报亡国仇，弟死不葬，用家中资财寻求刺客，后来终于找到一个能使用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的力士。
听说秦始皇开始东巡，张良和刺客在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伏击他，但误中他的副车，刺杀未果。
鲁连，即战国时齐国的鲁仲连。
赵孝成王的时候，秦军包围了韩国的上党，上党投降了赵国，秦又出兵进攻赵国，并在长平大败赵军，坑杀赵**队四十万人，随即进围邯郸，赵国形势危急。
在这种形势下，赵、魏两国的君臣有意尊秦为帝，鲁仲连极力劝阻，誓不以秦为帝。
在谢灵运看来，自己的先人们，尤其是在保卫国家的肥水之战中立有大功的祖父谢玄等人，都是晋世名臣，自己也是在晋世袭封康乐公爵位的；而刘氏代晋建宋，别的姑且不论，单就自己从公爵被降为侯爵这一点来说——虽说那不过是改朝换代时依旧例行事，难道不多多少少让人品尝到了一些亡国的滋味了吗？那郁积胸中的，怎能没有“鲁连耻”
和“子房奋”
呢？
但是谢灵运的所谓“造反”
，既无益州官逼民反的环境，其自身也无赵广等人善于煽动民情的计谋，或者换句话说，他的本心并没有像赵广等人那样真心要拿刀拿枪和官府对着干；他的所谓“造反”
，不过是一个失意的贵族，或者说是一介满腹牢骚和怨气的诗人的一时性起。
因此，官府在捉拿这样一个一无装备二无规模的谋反头目时，不过就像捕捉一只从栏圈里跑出去的羔羊似的，几乎没费什么力气。
接下来的日子，那个几十年来一直心高气傲藐视众生的康乐侯谢灵运，只能蓬头垢面地坐在槛车里，伴随着吱吱哑哑的车轴声，缓行在通往京都廷尉的泥泞的路途上。
一路上，免不了农人的好奇观望，行人的指指点点，以及驿站商旅的围观叹息。
到了京都，谢灵运就直接被投入廷尉；随后廷尉奏谢灵运率众造反，罪当斩。
刘义隆接了奏折后想着他的诗、书“二宝”
，爱惜他的才情，又想起他前后所受的怨情和委屈，脑中只有“诗人造反”
这几个字，于是只想免了他的官职、关他几天煞煞他的傲气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便罢。
但这时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却对此不依不饶了。
他特意从东府城赶了来，就是要确定此事的。
他见皇上有意宽恕谢灵运，一向不爱诗文的他偏偏拿出了谢灵运在临川所写的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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