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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妈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爸爸劳累了大半生积劳成疾患了肝硬化已经不能工作。
勉强支持着身子给我做口饭吃。
为了生存，我又挑起八股绳挑子卖起菜来。
镇里卖不动就挑到10多里地的矿里去卖，虽然每次只挑六、七十斤，但“远道无轻载”
，再加上我的左肩是死肩（担不了重东西），只能用右肩挑，肩头常被压紫和揉破。
流血水……。
遇到十恶不赦的矿警、小把头、劳务系等官公史人物，拎上两把转身就走，不仅分文不给还挑三拣四，我从心眼儿里憎恶这帮狗奴才！
但12岁的我，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只好绕着他们叫卖，有时候绕都绕不过去，挣几个钱将就糊口。
1943年的5月好不容易在矿安全灯库找到份充电工的工作。
活儿并不轻松:日复一日的是接回矿工们使用过的矿灯，从拆卸、洗刷、驻入硫酸、上架充电，经十二小时后下架、组配、发放给下井工人，如此两班循环往复。
活即脏、累对我来说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从小就劳动，可是由于保护用品太差，光着手摆弄硫酸，再怎么小心也不行，两只手烧破裂着火口子，有的地方红肿、溃乱，一抓东西像针扎似的钻心疼;衣服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一条条一块块;鞋都快挂不住脚了，真比叫花子还难看。
后来选煤厂需要童工学开选煤机，不知道怎么选中了我，当年的10月转到滴道矿选煤厂。
选煤厂与翻罐、运搬系是紧密联络着的同一条生产线。
日本鬼子为了多洗、多运、掠夺煤炭，供应其侵略战争加本国的需要，水洗车间每逢没有原煤下水，就逼迫和打骂翻罐的翻车工人;翻罐要是没有煤车可翻，运搬系的摩电车司机和登勾的工人可就要倒了霉。
特别是运搬系调车场监工的日本鬼子“龟田”
，他成天手里提着个羊角锤手仗，看上去好像根柱棍，实际上是殴打工人的工具，谁稍有迟缓，他张口就是“八嘎牙路”
（混蛋）抡起羊角锤就打。
工友们一提起他来都咬牙切齿，恨不得生食其肉！
人们虽然明着敢怒不敢言，但暗地里却打着主意，用不同的手段来进行反抗。
1944年年底的一天早晨，刚上班不久就见选煤、翻罐、运搬第三个事务所的日本鬼子合在一起，像凶煞神似的一个个剑拔怒张，在各地方串来串去，对工人们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挨着个的盘查、训斥，有的被带到事务所去审问。
后来听说是头天晚上“龟田”
在调车场进行监工的时候，不知被几个什么人突然从背后用棉袄将头捂上，架到一条沟子里痛打了一顿而引起的。
“龟田”
这次被打足足养了三个月才好。
这件事，一直到祖国光复后开摩电车的司机孙继友才告诉我是一个外号叫“佛手”
的司机领头、联合三个登勾工人干的。
除此以外，从翻罐到水洗之间的运煤传送皮带经常被人们用刀子割断、划裂。
有一次选煤厂楼下的总连突然着起大火，所以三天两头的停产，损失惨重。
日本鬼子气红了眼，翻窟窿倒洞的进行追查，最后把电气工人姓李的作为嫌疑犯。
抓到宪兵队去严刑拷打，弄得死去活来，以后下落不明……
我们水洗车间总代班的是日本人“山本”
，小班长是中国人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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